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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歲月里的“信息橋梁”

2019-01-09 來源: 報刊編輯管理辦

 

/    張澤文   編輯/海世梅

 

從手搖電話到撥號電話,從傳呼機到手機,張澤文經歷著通信設備在公安歲月里的變遷。“它們存在的時代不同,但卻都連出了一根隱形的線,架起了公安工作的信息橋梁。”張澤文說。

從部隊轉業后的張澤文,在從警32年的時光里,經歷著改革開放給公安事業帶來的變化,也看著身邊眾多事物的變遷。就如他工作離不開的通信設備一樣,在歲月的洗禮中,它們不斷被優化,而他的從警故事也隨之被豐富起來。

 

一層一層轉接電話

 

張澤文對公安通信設備最初的印象是從手搖電話開始的。1965年,南澗縣公安局配備了1輛幸福牌邊三輪摩托車和3部老式手搖電話,這在當時是局里“最上檔次”的設備。之后,這樣的狀況持續了17年之久。

3部手搖電話,一部為總機,安裝在局機關值班室,由民警24小時輪流值守,另外兩部分別安裝在南澗派出所和公郎派出所。”轉業后的張澤文就被分在了當時的南澗派出所。令張澤文印象極深的是,當時要想打一個電話,必須要通過交換機打到要找的人的地區總機,之后再一層一層地往下轉。因為電話多或電話占線,要打通一個電話并不容易,有時要用幾個小時,有時甚至幾天都打不通。然而,這還不是最糟糕的情況,最令民警感到“害怕”的是下雨天。“遇到刮風下雨的天氣,手搖電話的電話線經常會被刮斷。每每這時,民警要第一時間到郵電局請人及時檢修線路。若是有事情需要打電話,則需要派專人到郵電局打。”張澤文說。

盡管沒有現在的方便和便捷,但在當時,手搖電話的出現還是很大程度上為公安通信工作帶來了方便。

一次,派出所里正在開會,辦公室值班員突然在外面喊:“公安局里有人打電話來了!”當時的所長陳子泉便讓張澤文去接電話。拿起電話,對方確認了張澤文是南澗派出所的人后便急匆匆地說:“告訴你們所長,看守所里的一名犯人逃跑了,全所民警在門口等候,車馬上就到,去護渡大橋堵卡抓捕。”話音剛落,電話便掛斷了。張澤文立即將情況報告給了所長,待派出所全體成員在門口集合完畢,電話里說的車也到門口了。隨后,派出所民警連同車上的3名民警刻不容緩地趕往護渡大橋。到達護渡大橋后,派出所民警下車在此堵卡,另外3人繼續往前碧溪派出所設第二道卡。經過精心部署,最終逃跑的犯人在當天被抓獲了。

“信息能否及時傳達關系著這次行動的成敗,這其間,電話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張澤文說。此后,手搖電話在它存在的那個年代里,以現在看來有點原始和古老的方式,為公安工作發揮著它的作用。

 

專人值班守電話

 

1982年,通信設備稍有改善,手搖電話被換成了撥號電話,局機關的科、隊、室和派出所也都有了相應的配備。從這之后,由南澗派出所調到南澗縣公安局任辦公室主任的張澤文工作就更離不開電話了。甚至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安排人員值班守電話成了他最頭疼的工作。

“當時守電話,都是由辦公室人員輪流值班,一人一個星期。有電話來了,直接給局領導或涉及有關部門的領導匯報就可以了。”然而,令張澤文感到頭疼的是,辦公室人少,有時候人員安排不開,張澤文就只能自己頂崗值班,可時間長了,張澤文自己也有點力不從心。后來,由于工作量不斷增大,辦公室便設置了一名專職值班員。可即便如此,有時候還是會發生讓人哭笑不得的事。

1989年初,南澗縣公安局招聘了16個合同民警充實到派出所。一天,值班員張大叔因父親去世請假回了家,于是張澤文把分配到樂秋派出所的一名合同民警暫時留了下來,讓他頂張大叔值班。可誰知,長時間守著電話,年輕民警根本坐不住,晚上便偷偷跑出去了。知道這事后,張澤文狠狠地把年輕民警罵了一頓。那名年輕民警也是性急的人,聽后邊哭邊跑回家了。之后,為了不影響派出所的正常工作,張澤文又找到年輕民警家里,把他接回來并送到了樂秋派出所報到。

“守電話這事,工作不復雜,就是很考驗人的耐心和毅力。有時候守著電話可能不一定有事情,但我們不敢保證不守就一定沒事。所以這個崗位不能缺人,得一直有人在。”張澤文說。

比起手搖電話,撥號電話只需撥通對方電話號碼,通與不通馬上就能知道,這給民警的工作帶來很大的便利,也能節省人力、物力,縮短辦案周期。只是,撥號電話單向性、固定化的信息傳播畢竟比不上如今的多元和靈活,民警們只能盡自己所能地不錯過任何信息,不耽誤任何工作。

 

傳呼機到手機的轉變

 

“到了90年代中期,‘大哥大’和傳呼機陸續出現了。相比于手搖電話和撥號電話,‘大哥大’和傳呼機讓信息溝通和交流不再受時間和地域的限制,及時性很強。”張澤文說。然而,在當時“大哥大”是個稀罕物,只有領導才有,民警們配備的是傳呼機。

張澤文至今也不否定,當時傳呼機的配備讓民警的通信工作上了一個臺階。“傳呼機有兩種,剛開是數字傳呼機。民警接到傳呼時,來電顯示對方的電話號碼,接到傳呼的人就近找電話回復對方。后來,又統一配備了中文傳呼機,這種傳呼機比數字傳呼機功能更全面,可以傳遞中文信息。”

1994年至1997年,張澤文也擁有了自己的數字傳呼機。“盡管收到傳呼信息,還要給對方回了電話才能實現即時交流,但這也突破了手搖電話和撥號電話的單向性和被動性,實現了點對點、人對人的主動式的通信往來。”

在那個年代,為了適應日益復雜的治安形勢工作需要,南澗縣公安局自籌資金建立了一個局域網,科、所、隊領導每人發了一部傳呼機,以方便工作的開展。只是,局域網的信號覆蓋不到邊遠山區派出所,傳呼機用下來的效果并不是很好。甚至,因為傳呼機存在著體大量重、攜帶不便的缺點,民警使用起來還發生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當時有一位派出所所長去上公共廁所,把傳呼機放在廁所的馬桶上,上完廁所后,提起褲子就走了。等需要打電話時,發現傳呼機不見了,等返回去找的時候,已經找不到了。”

1995年,在改革開放進程不斷深入和新形勢對公安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下,南澗縣公安局開始給民警配備手機。19978月,張澤文擁有了他人生中的第一部手機。“型號是西門子,又大又重,功能只能接、打電話,使用起來感覺還挺好。”張澤文說,“當時為了聯系方便,還專門制作了一張卡片,上面寫了其他持機人的手機號碼,需要跟哪個人聯系,直接撥號就行,很方便。”

在張澤文的印象中,西門子手機的優越性在于可以移動、信號強、通信距離遠、電池經久耐用,充一次電可用一星期或10天。“它解決了過去用電話、電報和信件傳遞信息的古老模式,更方便更快捷,對公安工作中的信息傳遞、案件偵破、追逃和抓捕罪犯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在張澤文看來,雖然與現在的智能化手機相比,西門子手機顯得笨重且功能單一,但它卻是公安通信設備的一個跨越式發展,也是公安機關科技強警的初級階段。

在此之后,手機逐漸配備到每個民警手上,用手機的人越來越多,手機在信息傳遞中及時、便捷、互動的優勢也逐漸顯現了出來。

 

隱形多元的“信息橋梁”

 

如今,隨著科技的不斷發展,公安通信設備在歲月的變遷中已經呈現出了另一幅風貌。

1997年擁有的第1部手機,到現在使用的第9部手機,張澤文感受到的不只是手機設計的不斷優化和功能的不斷健全,還有公安工作的信息化和便捷化。“以前只能接、打電話,后來可以發送信息,再后來可以拍照、錄音,直到現在,依托互聯網,通過手機還可以辦理業務、服務群眾,甚至依靠手機多樣化的信息獲取渠道掌握線索、偵查破案,這真是公安通信技術質的飛躍。”

2012年一天晚上,張澤文的手機上收到了一條陌生人發來的短信:“老板好!今晚打了只麂子,是送到老地方,還是你親自來拉貨?”張澤文看后覺得十分蹊蹺,心想這可能是發錯了電話號碼的偷獵者與收贓物老板生意往來的信息,于是給森林公安的民警打了電話,并把信息轉發給了他。之后,根據這條短信,森林公安破獲了一起偷獵案件。

“雖然只是一條簡短的信息,但它下面隱藏的線索可能錯綜復雜。如今,依托手機這一通訊工具,在信息互通和分析的基礎上,很多案件就清晰明了了。”20159月,南澗縣公安局擁翠派出所所長收到一條短信,稱有人在朋友圈曬打得的獵物。根據這條短信,派出所開展偵查,順藤摸瓜找到了發微信的人,最終破獲一起偷獵案。

事實上,手機所能實現的功能并不止這些。在服務群眾工作方面,它也發揮著無法比擬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今,民警可在配發的手機上查詢車輛、人口信息外,出租房屋及人口管理通過手機APP也可以實現,就連居民辦理證件也可以通過網上預約。

“通信設備在公安工作中發揮著不容小覷的作用,不同的設備存在于不同的年代,在它存在的當下,它們為公安工作連出了一條隱形的線,這條線為公安工作架起了一座信息橋梁,讓所有工作更有效率、更加便捷。”張澤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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